讨顽战役结束后，冀南抗战形势发展非常迅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都有了较大发展，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为统一冀南、太行、太岳三大区行政领导，成立了联合行政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杨秀峰任联办主任，副主任、戎子和。后来联办撤销，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秀峰同志任主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改为冀南行署，我为主任，刘建章为副主任。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统一协调冀南区党政军民各项工作。为统一指挥冀南区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冀南军区，陈再道任司令员，我改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王宏坤，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参谋长范朝利。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分区基干部队，按一二九师序列统一编成4 个旅，即新编第四旅、新编第七旅、新编第八旅和新编第九旅，各辖3 个团。

  1940 年秋，为了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根据刘邓首长命令，冀南部队先后出动10 个团，参加了由彭总亲自指挥的百团大战。冀南部队在百团大战中的作战重点，是继续破击敌人正在修筑中的德石铁路（东段），协同太行部队一部破击高邑至邯郸段平汉铁路，以及敌在冀南区修筑的一些公路。在百团大战期间，冀南区先后参加破路的人民群众达25 万人之多。冀南区部队在百团大战两个阶段作战139 次，毙伤日伪军1500 余人，俘日军7 人，伪军150 多人，破毁铁路路基50 多公里，缴获炮2 门这中间还包括八八式野炮1 门，机枪5 挺等。我军负伤近800 人，牺牲357人，其中有在枣强秦村战斗中牺牲的二十五团团长李林同志。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华北日军，敌伪深感、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对其严重威胁，惊呼“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

  “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日军从华中抽调2 个师团增援华北，以加强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报复“扫荡”，野蛮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我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1941 年12 月8 日，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者对我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加紧进攻。因为日军不仅迫切地需要巩固的战略后方，更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供应太平洋战场的需要。日本急于将在中国的占领区作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巩固的战略后方，将华北变为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兵站基地。

  根据这样的战略意图，冀南区的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发起“围剿”、“扫荡”。出动之兵力一次比一次多，少则数百人、千余人，多则数千人、上万人。“扫荡”之范围一次比一次大，维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

  为彻底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抗日力量，敌人采取了各种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制造“无人区”。

  敌人的进攻方式也一直在变化，1940 年前，敌人着重于点线占领。在战役上，采取“扫荡”、合击以及分区“扫荡”等。在战术上，从按部就班的逐渐进入，到分散配备，灵活“进剿”。以后，敌人在战役上多是组织连续不断的小“扫荡”，多路驱赶，然后集中兵力搞大规模合围。多在夜间出动，拂晓袭击，三面包围，一面埋伏，妄图以此歼灭我军有生力量。敌人采取了“捕捉袭击”、“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以及“铁壁合围”、“梳篦清剿”等残酷的作战方式。

  1942 年一年中，敌人在冀南区搞了三次大规模“铁壁合围”，每次出动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4 月29 日一次，称“四·二九”大合围。6 月11 日一次，9 月12 日一次。每次合围的目标都是冀南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妄图一举摧毁我首脑机关，进而瘫痪我指挥系统。

  这三次大的“铁壁合围”中，“四·二九”是最严重的。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新七旅旅直及四地委、四专署、第四军分区机关和新四旅旅直同时分别被合围。牺牲了杨宏明、孙毅民和陈元龙三名旅级干部和几名团的干部。地方也牺牲了好几名县级干部。“四·二九”大“扫荡”我没碰上。当时身体不好，在太行山上休养。陈再道司令员也不在军区机关，在下面分区检查工作，王宏坤副司令员也在分区检查工作。当时，只有范朝利参谋长和刘志坚主任在军区机关，他们俩指挥机关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反合围斗争，冲出了合围圈。徐深吉同志指挥新四旅旅直也勇猛冲出了合围。

  敌“四·二九”对冀南的“铁壁合围”和相继对冀中区进行的“五·一”大扫荡以及5 月下旬对太行区的“铁壁合围”，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统一部署、精心策划的。

  “四·二九”大合围对冀南抗日根据地影响很大，损失严重。大合围后冀南区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更加困难，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的思想也产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个别同志甚至怀疑冀南平原抗战还能不能继续坚持到底。由于接受了“四·二九”遭受严重损失的教训，“六·一一”反合围，我损失轻微，“九·一二”反合围，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六地委、六专署、六军分区领导机关均于十一日夜安全转移出敌已形成的合围圈，而未受损失。

  5 月下旬，敌人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时，我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合围，师部决定转移，转到外线打击“扫荡”之敌。

  刘师长、邓政委对我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我：“你怎么办，还是跟我们走吧。”

  当时我身体已基本恢复了。心里很惦记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后的情况，更惦记着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因此，怀着急切的心情，希望赶快回来，我对首长们说：

  “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较空虚。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

  “不冒险，没问题。”我很有信心地告诉左权同志：“不过铁路（指平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我就有办法了。”

  当时冀南的艰苦情况我是知道的。在这样的时候，我更应该赶快回到冀南。抗战初期刚进入冀南平原时，那时心里确实没有底，没有在平原打过游击。现在不同了，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摸索了一套开展平源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我说到冀南就有办法了。

  当时有200 多名干部学员要到冀南来。孔庆德同志就是这一个时候跟我来到冀南的。我只有一个警卫班，一挺轻机枪和一个掷弹筒。我请求师首长拨给点部队。师长说实在抽不出部队来，我说：部队抽不出来，能不能给学员干部发点枪和子弹。师长同意了。

  于是，我带着这200 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当我们走到磁县贾壁时，我和李达参谋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我们走后敌人就开始“扫荡”，目标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从西边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边的武安出动日伪军2 万余人，分别合击黎城、武乡县砖壁、辽县桐峪和武安县阳邑后，向太行根据地腹地急进。5 月24 日夜，形成了对窑门口、青塔和偏城地区的合围。师部跳出了合围圈，转到外线。总部和北方局于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遭合围。此时，李达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左权同志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我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往昔和左权同志相处的情形，一幕一幕在脑海中闪现，特别是这次下太行临行前，我们通话的情形，他那关心、体贴同志的热情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左权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代英才，他的牺牲，使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者，一位优秀指挥员。

  我们从贾壁出发，继续向东朝冀南走。夜晚，从磁县北光禄镇附近过了平汉铁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子住下，煮点饭吃。我们刚要吃饭，当地的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你们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我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在敌军据点商城底下通过。干部学员手里有点枪，但不多，子弹也很少。孔庆德同志带着警卫班在后边掩护我们。孔庆德打仗行，用掷弹筒打了几发，最后一发把掷弹筒炸坏了，他的手被炸伤了。到了夜晚，我们继续朝根据地走。当时没有向导，夜里辨不清方向。幸好我带着一个指北针，就靠它指方向。我拿着指北针走在前面，按照指北针指的方向走。有路走路，没路就走地里，一直朝北走。当时我们还看到邯（郸）肥（乡）公路上驶过了10 多辆日军的汽车。

  那时，三分区那一带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们对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较清楚，平时都有些关系。我们没爬路沟，是从碉堡旁边通过的。我们悄悄走，他们不管。我对大家说，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是朝天打的。我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我们。我们一个战士掉了队，被捉进了据点，后又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这说明我们的伪军工作有相当的基础。过了邯肥公路、永肥公路后，与八旅机关会合了。后来听高厚良同志讲，敌人知道我到了三分区，出动12 路日伪军“扫荡”、“围剿”，企图抓我，但我已经离开三分区了。

  华北日军对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向我发起了全面进攻。敌人的政治进攻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力量。他们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斗争方面，敌人基本上搞“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灌输亡国思想。从1941 年开始，敌人又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所谓“治安强化”，就是过去推行的“治安肃正”的发展，也就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所谓“总力战”的进一步实施。其目的是妄图隔绝我们各个根据地，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从1941 年春到1942 年秋不到两年时间，敌人先后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每次都有不同的口号和重点，而中心是“”和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极其野蛮、毒辣，给我敌后抗日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冀南军民一方面要和敌人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作战，粉碎敌人的“铁壁合围”。一方面又要和敌人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斗争，粉碎敌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攻。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食”，日益缩小。有些根据地变成游击区，有些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根据地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格子网”，抗日军民的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到1943 年，敌人在冀南的据点碉堡，除平汉、津浦、德石等铁路干线 个左右，形势严重的一些地区，平均每3 个村庄就有一个碉堡。据点与据点之间，据点与碉堡之间，碉堡与碉堡之间，平均只有几里，甚至更近。抗日军民的活动经常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极为困难。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敌人为分割冀南根据地以及切断冀南根据地和太行根据地的联系，不断修复和新建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封锁沟深数丈，封锁墙高也数丈。到1942 年，冀南区的公路总长约9000 余里，沟墙共约3200 余里。基干公路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碉堡，重要的公路都挖有封锁沟，有的还修筑了封锁墙。有些县与县之间，还挖了县界沟，以切断县与县之间的联系。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根据地经济的严重破坏不言而喻。1942 年春，敌人“扫荡”广宗、平乡地区时，抓走壮丁9000 余人。“扫荡”邢台、永年、沙河地区时，共抓走壮丁13000 余人、牲口900 余头。以耕牛为例，抗战前，平均每40 亩地有一头耕牛，到1942 年，平均每百亩才有一头耕牛。在敌人烧杀抢掠下，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

  敌人强行摊派劳役也是十分惊人的，许多家因繁重的劳役而荒芜了自己的田园。例如，冀县北冯村共190 户，1943 年7 月份出劳役766 人，每户平均4 人。最严重的巨鹿县大吕寨村共300 户人家，同年5 月份出劳役竟多达15000 多个工日，每户平均50 余个工日。出劳役的民夫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敌人强征滏阳河两岸老百姓冬季挖河，怕人们偷懒，竟强迫大家脱掉衣服干活。而且有时竟将最后一个到工地的民夫当众处死，以警告大家不得迟到。抓壮丁、服劳役，使冀南区的劳动力受到极大的破坏。

  同时，冀南平原的耕地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不断减少。据当时的统计资料，仅就敌人在冀南修建的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所占耕地为例，截至1943年共有据点碉堡1100 多个，以每一个据点或碉堡占地15 亩计，共占地1.6万余亩。公路及封锁沟墙长1.3 万余里，平均宽3 丈，每里占地9 亩，共占地11.8 万余亩，这两项合计占地13.5 万余亩。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冀南人民单是为敌人修路、挖沟以及修据点、碉堡，即需出工763.6 万多个。

  在残酷地反“铁壁合围”斗争中，我军同冀南广大人民英勇奋战，予敌以沉重打击。但是，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和牺牲，我军许多优秀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血洒冀南大地，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1942 年和1943年两年中，我们便牺牲了旅、分区和地委、专署级干部20 余人，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杨宏明、赵义京、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盛、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峻峰、董宁等。我军团级干部和地方县级干部牺牲50 余人，如桂承志、陈子斌、徐绍恩、李汉英、徐宝珊、梅华樊、石嘉植、马参、欧平、马功岑、宁心力等。抗战期间，冀南牺牲的干部很多。团以上干部的名字我大部分还能记得，特别是旅、分区和地委级干部，我都记得。

  上述只是两年当中牺牲的干部，若是整个八年抗战以及解放战争，冀南牺牲的干部就更多了。他们都是好同志，都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和优秀的党政工作者，不少同志牺牲时年纪很轻，如肖永智牺牲时才27 岁，风华正茂，很可惜。他15 岁就参加了红军，担任过旅政治委员、分区政治委员，还兼过地委书记。他政治上军事上都很能干，是一二九师很优秀的青年干部，人很聪明，打仗有勇有谋，很了不起，是栋梁之才。刘师长、邓政委都是器重的。他的牺牲实在令人惋惜。本来决定他到太行党校学习，已经通知了他。当时正赶上四分区和七分区部队，在临清以南地区发起

  消灭伪军肖健久部的战斗，他那时是七分区政委，找到我，要求参加这次战斗。我说：“已决定你去太行党校学习了。”

  他说：二十二团是我带到卫东的，这次又是和四分区协同作战，对开辟卫东关系重大。为便于指挥，密切协同配合，他非要打完这一仗再上太行不可。和他同去学习的还有三分区参谋长高厚良同志，他还给高厚良写信，要高等他一同去太行。可是，没想到在这次战斗中遭日军袭击竟和我们永别了。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同志。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痛心的是这一仗牺牲了两位旅级干部。

  如果当时我要再坚决一点，下个死命令，非让他走不可，肖永智同志也就走了。每想起肖永智同志牺牲的那段往事，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十分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