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豆产量世界第一，也曾经是大豆出口国。彼时，美国大豆生产还曾因胞囊线虫病几乎遭遇到灭顶之灾，是我国的北京小黑豆抗病基因，挽救了当地大豆的命运。此后美洲国家通过科学研究、品种选育、种植机械化等方式，使大豆产量一直远超中国。中美差距让盖钧镒深受触动，他意识到，只有逐步加强大豆科学研究，培育出更优良品种，中国大豆产业才能追上并超过发达国家。

  盖钧镒，1936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大豆遗传育种学家、植物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持制定“七五”“八五”国家大豆育种攻关计划；创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和原农业部大豆生物学与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搜集、研究以中国南方大豆地方品种为主资源3万多份，建成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资源库；揭示多数育种性状的主基因(主效QTL)+多基因(微效QTL)遗传规律……

  在我国大豆进口量超过国产大豆的转折阶段，国内主张放弃大豆自产，依靠国外进口的声音很强烈。这些人认为，一方面按照比较优势，中国应该放弃高成本的国产大豆，而进口价格更低廉的国外大豆；另一方面，我国耕地资源紧张，18亿亩耕地红线应该更多用于保证国人在小麦、水稻等主粮方面的需求，如果再增加大豆的种植培养面积，势必要减少主粮种植培养面积，进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彼时，国内更倾向于将“粮食安全”的概念狭义地等同于“谷物安全”，而并不是国际公认的“食物（food）安全”。还有不少权威的人表示，“进口大豆就等于进口耕地和水，是非常划算的”。

  但盖先生始终认为，大豆是一种战略物资，牵动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必须坚持不懈地投入研究，坚信丰富的大豆品种资源（包括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这成了他此后四十多年持续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盖先生带队跑遍了中国绝大多数大豆产区，搜集属于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历时几十载，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已经建立起世界第三大大豆种质资源库，保存国内外大豆种质资源3万份。

  1996年之后，国际大豆市场瞬息万变。随着种子研究和种植机械化的突破，美洲诸国大豆产量跃升，而多重影响因素下，中国大豆的年产量却始终在1500万吨左右徘徊。饲料蛋白需求的迅速增长，使得中国慢慢的变成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在我国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要增加国产大豆的供给，最主要、最根本的措施是提高大豆单产。盖先生从两万多份大豆资源中精心筛选出1900份，从实验室到试验田，带领着一批批学生反复种植、观测，记录下每一份资源最完整的性状特征。20世纪90年代末问世的“南农88-31”平均亩产可达170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倍多；“南农66”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创造了亩产258.02公斤的产量，“南农47”经测定，亩产可达306.5公斤，进步显著。

  盖先生还坚定支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认为它是立足国内解决大豆供应问题的第二个重要方法。盖先生测算：“全国有6亿亩玉米地，按每亩产量100公斤计算，6亿亩玉米田至少可产6000万吨大豆，再加上开发盐碱地种大豆，就基本能实现大豆自给自足。” 近年来，为了积极推动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盖先生在国内各大大豆产区间奔走，既是为了国家粮食安全，也还是为了促进农民增收。

  如今，为了探索增加中国大豆供应的新路径，盖先生创新性地提出了“大豆南下”计划。“美洲纬度较低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能种大豆，亚洲的低纬度地区为何不能种大豆？”从2021年开始，盖先生的科研团队带着适合南方低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种质资源去到海南三亚，开展南繁育种。他们将1356份大豆种质资源进行适应性鉴定，并遴选新近育成的大豆品种作比较试验，其中4份大豆品种的亩产超过250公斤，远超国内平均亩产135公斤的水平，2021年第二次试验亩产量同样高达250公斤。

  盖先生说，“大豆南下”的研究成果一旦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既可扩大大豆在中国的种植区域，也可乘上“一带一路”东风，在海外进一步试验并推广种植，从而优化中国进口大豆来源结构。“让老百姓吃着中国豆子打出的豆浆、磨出的豆腐”，这就是盖先生一生的愿望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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